和江烽接触了这么久，杨堪对其内心所想也是颇为了解，他对江烽取吴地是作为日后争霸中原的基础一法十分赞同。
自中唐以来，中原之地兵祸连绵，安史之乱，黄巢之乱，整个中原已然残破不堪，加上北方诸胡南下之势日急，侵略如火，纷乱不休，相比之下，江淮江南虽也有战乱，但其规模和荼毒程度远不及中原，民众尚能苟存。
照理说，取江淮江南本是应有之意，尤其是淮右目前已经具备了此等机遇，夺下庐濠二州，兼有水军之利，东征南略，皆有进退之法，假以时日，必能成一方之霸。
但江烽却一直不忘要北进，甚至不惜与目前已经露出峥嵘头角的蔡州袁氏争雄，这一点是被淮右大部分将领所难以理解的。
唯独杨堪和王邈则不然。
杨堪一直对大梁北面的河东深怀警惧。
在他印象中，大梁无数英雄豪杰，兵力更是超出晋军一大截，却始终在河东晋军面前处于下风，
尤其是在近十年来，大梁对上大晋，始终居于守势，河东铁骑纵横驰骋，攻略如火，大梁几乎每一次对阵都要付出高于对方两成甚至三成的代价才能勉强抗衡，这种天平正在越来越向河东晋军倾斜、
这也不仅仅是河东晋军的铁骑战斗力更强，而是大梁的暮气和疲态正在浸润着往昔不可一世的梁军，杨堪不敢想象，一点大梁某一日再也无法抵挡得住越来越强势的晋军，一旦晋军摆脱了吐谷浑人和党项人的牵制，谁还能抵挡蜂拥南下的沙陀铁骑？到那时候，只怕中原就会成为一片滚沸之地。
和杨堪担心沙陀晋军不一样，王邈更担心契丹人。
与杨堪对河东沙陀人的了解不同，王邈也更了解契丹人，尤其是在前两次去北地一行之后，他对契丹的担心已然超过了自己的家仇，这也是他为什么一力要让江烽尽早北进占据有利地势的主因，这一点甚至超过了他自家的私仇。
这几年契丹人从北方大举南下的势头让王邈极为震惊。
三十年前只能说有契丹人生活的平州、蓟州、檀州，现在早已经成为契丹人的大本营，而往日仅有零星契丹人存在的幽州、易州、沧州、莫州、州、深州，甚至是更南的冀州、德州，现在都出现了大量的契丹人。
他们全在这里经商牧马，作威作福，而卢龙和成德两军慑于契丹人现在气焰，竟然忍气吞声，而这又更刺激了契丹人南下的野心。
在王邈看来，如果不尽快加以遏制，不出十年，整个河朔就会成为契丹人的天下，三十年内，契丹人就会南下到整个中原。
王邈和杨堪探讨过，两人都认同目前北方的局面已经日益恶化，胡人极有可能会继五胡乱华之后再度大举入侵中原，甚至可能比五胡乱华时作乱更烈，只不过两人认为的最大威胁有异，杨堪认为最大敌人仍然是沙陀人极其附庸的漠北杂胡，而王邈则认为契丹人已经超过了沙陀人成为汉人最大的威胁。
基于此，两人都把江烽视为了未来抵抗胡人入侵中原的主心骨。
杨堪和王邈都不是轻易认可人的寻常之辈。
可以说他们对江烽的认可到信服，都有一个过程。
江烽的胆魄和手段让杨堪折服，江烽的眼界和野望则让王邈佩服，正是基于这些因素，二人慢慢的对江烽产生了信心，认为江烽绝对是中土霸主最有利的竞争者之一，值得他们追随，否则他们怎么可能舍弃自身条件而义无反顾的加入江烽麾下，并且殚精竭虑的为其效命。
江烽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偏安江南一隅是绝不可取的，前世的南唐李煜就是典型，被赵宋所灭，甚至还得要把自己妻妾奉上，而赵宋却又在北方的辽金两个胡族政权打得狼狈不堪，最终两个国君都要作阶下囚，可见要守中原，必控北疆这一原则不可违，甚至只能通过以攻代守的方式，不断向外开疆拓土，才能确保中土的平安。
但要争霸北地，单靠淮右这点实力远远不够，事实已经证明，要想在中原争霸，或者说要想取得对北方胡族的战略优势，仅仅是军事实力强悍或者经济基础雄厚都是不够的，
必须要具备强大的综合实力，方才能在对北方胡族的战争中占据上风。
汉代对匈奴的战争就是典范，若非文景之治带来雄厚实力积累，刘彻岂能连续发动对匈奴的战争？但如果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却不转化为军事实力，那么一旦时机逆转，等待你仍然是灭亡的命运。
军事实力需要依靠经济实力来积累，而经济实力需要转化为军事实力来体现，这才是这个乱世争雄的不败真谛。
所以江烽之所以要选择拿下寿州和庐濠二州，就是因为只要拿下这三州，以寿州、庐州、濠州为核心的淮南粮仓兼淮右商埠就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这里水道纵横，湖沼众多，交通发达，工商业繁盛，可以为自己日后争霸中原提供雄厚的粮食和钱银基础，尤其是粮食这一在这个时代关乎命运的命脉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只要有足够的粮食，江烽就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兵源，哪怕遭受那么一两次重创，他也有本钱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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