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渊死后，匈奴皇室在经过一番内斗后，暂时恢复了稳定，且其扩张态势丝毫没有缩减，派出数路人马四处征伐。其中有三人战功赫赫，分别是匈奴皇族刘曜、羯人石勒、华人王弥。刘渊起事之后礼贤下士。匈奴内部的文官武将并非都是匈奴人，很多的异族人都去投奔，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华人。不管是文韬武略的人才，还是普普通通的百姓，这些生在所谓文明之邦的自小就受着忠孝仁义熏陶的臣民竟都甘愿为匈奴效命。投敌叛国者历来皆有，以“汉奸”两个字来命名不知始于何时，从字面来讲应该是产生于汉代以后。晋时的人们以晋人自居，并没有形成“汉人”这个观念，当然也就没有汉奸这个概念，但汉奸的第一次大规模产生，却一定是在这个时候。
这些汉奸——此时应该叫晋奸，并非都是饥寒交迫无法生存的人。像王弥，还是世家子弟，其祖父、父亲都是太守出身，可他偏偏不务正途，甘愿去做强盗，后来被晋室朝廷围剿，无奈之下就投靠了刘渊。反叛之后的王弥跟匈奴人一起并肩作战来对付大晋，攻城掠地无数，手段之残忍比之匈奴本族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乃是刘渊手下数一数二的猛将。
晋奸虽然可恶，但如此大规模叛国者的产生，除叛国者自身无骨气、品德败坏之外，晋室朝廷也难辞其咎。
晋室本来就已经处于岌岌可危之中，还嫌死得不够快。皇室内部又起分歧。皇帝司马炽与权臣东海王司马越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司马炽即位之初，每日亲自主持朝政，非常勤勉。司马越不能像摆布司马衷那样摆布他，便一气之下回到自己的藩国去了。后来匈奴进逼，司马炽觉得孤立无援，便召司马越回洛阳。出镇在外当然不是司马越想要的结果，作为权臣，他还是想要回到朝廷中央去。恰好借着皇帝下诏的这个台阶，乖乖地回到了洛阳。但他回到洛阳后依旧本性不改，甚至变本加厉，专擅威权，有敢对自己有非议的，就直接杀掉。弄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声名狼藉。
对上不讨好，对下不得人心。长此以往，司马越自感难以存身。为了转变形象，决定亲自出征去讨伐匈奴。可是司马炽对他的这个意图有所怀疑，起初不肯让他出兵。经过反复奏请，才勉强同意。于是司马越便向天下四方手握兵权的征镇将军们发出共同讨伐匈奴的檄文，可惜的是，没有一个人前来响应。羞愤之下，司马越再次离开洛阳，出镇去了许昌，并带走了大量的宗室、甚至文武大臣，把一个空壳子洛阳留给了司马炽。
这下就更加重了司马炽的猜忌和怨气，立即宣布司马越的几大罪状，直接下诏征讨。司马越既不能把持朝政，又不能赢得大臣拥护，上下离析，再加上匈奴的进逼和皇上的讨伐，又忧又恨，一病呜呼了。
司马炽虽然比司马衷有主见得多，但也有点儿任性从事。讨伐司马越绝不是一个英明之举。此前刘曜、王弥、石勒曾经数次围攻洛阳，全都被朝廷合力击败。可是在与司马越决裂后，朝中实力骤减。司马越一死，刘曜和王弥随之攻破了洛阳。抢夺珠宝，焚烧宫殿，凌辱后妃。司马越的所作所为连匈奴人都十分不齿，其死后也没能免于凌辱，被石勒烧了棺椁。刘曜、石勒、王弥三人在洛阳和许昌两地大肆屠戮，司马宗室四十八王及文武百官、士庶百姓十数万人惨遭屠害。彼时天下大饥，缺少食物，石勒、王弥之流对洛阳城烧光杀光抢光之后，竟然纵容手下将烧焦了的尸体作为食物吃掉。只有司马炽，因是皇帝的特殊身份，没有被当场杀掉，而是被当作俘虏带回了匈奴的都城，献给了他们的皇帝刘聪。
其实在匈奴人攻进洛阳城之前，司马炽是有机会逃跑的，甚至想过迁都。可是有司马越从中作梗，没能成功。彼时宫中已经完全乱了套。连粮食都没有，甚至到了人相食的地步。群臣想要拥护司马炽出宫逃跑，却发现连一辆车都找不到。转而想要坐船走水路，刚出了皇宫走到铜驼大街，却遭到了盗贼的洗劫，没奈何只得返回宫内。盗贼竟然明目张胆地打劫皇上，听起来是奇闻，但却真实存在。
时年为永嘉五年，此次惨绝人寰的灭国大屠杀史称永嘉之乱。
......
一匹蹩脚马从北城门进了汝阴城，在施府门前停下。一个满身灰尘、神情惫极的人滚下马来，跌跌撞撞地就要往里闯。
“这里是施太守府邸，亦是长公主私宅，你是什么人，未经通报胆敢擅闯！”门上人大声喝止，并向外一推，一把将这个疲惫至极的人推倒在地上。
那人大哭：“洛阳沦陷，国破而家亡，还讲什么太守与长公主！”
众人通过那张脏兮兮的脸仔细一看，认出是洛阳施府内的家人黄三来，不敢怠慢，忙将他放了进去。
这期间，施府发生了一件天大的喜事——永安长公主十月怀胎，顺利生产，且还是一名男丁。施府上下欢天喜地，已经派快马去禀之洛阳，只等施惠夫妇到来之后，便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庆祝宴会。可是已经将近一个月了，却还没有收到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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