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霈伦的所得无非是两项，一是升官，二是扬名，第一项并不可观，第二项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他的好身手，确实赢得一片喝彩，但是这些喝彩值不了几个钱，其中有些喝彩，甚至有别有用心之嫌。
比如他说翁叔平的侄子评上先进，容易被别人引为口实，翁叔平不怒反赞，在日记里写道：“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根据他对翁叔平有限的了解，实在难以相信翁叔平有这番心胸，只有冒着小人之心的风险猜测，一定是自己那折子写得翁叔平驳无可驳，强词夺理于事无补，不如干脆做大度状，把损失降低到最小。这是一个目的主义者的选择。
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过程主义者，一种是目的主义者，项羽是目的主义者，最后的关头，大势已去，他反要打足精神秀一下身手，对于观众，是炫技，对于自己，是过瘾，至于这场拼杀丝毫不能改变结局，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刘邦则是一个目的主义者，可以把孩子推下车，任老爸老婆落在敌人手里，骂他流氓，他笑嘻嘻地混不在意，只要结果是好的，他可以杀掉自己欣赏的人，却赏给讨厌的人比如雍齿一顶大大的乌纱。
对于目的主义者来说，过程中的不爽、不适、不舒服，在它发生的那一刻，就要当成过去式，“忍它、避它、由它、耐它、敬它、不要理它，再过几年且看它”，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并不是宰相喜欢在肚子里撑条船，而是，不掌握这项高难度技术，怎么可能做到宰相？尽管过程主义者做人的身段更好看，但成功，却总是朝着目的主义者走去。
那么，他张霈伦自己是目的主义者吗？
显然不是。
他应该是个过程主义者。
“非如此不可！”
这句话可以概括他张霈伦那绝不妥协的个性，和生成这种个性的灵魂。
他自幼习学的儒家道德，在某些人眼中，可能只是科场上的题目，或者取悦大众的说辞，张霈伦却奉之为信仰，在这面信仰的大旗下，他只能前进，无法后退，“非如此不可！”这是他的座右铭。
张霈伦想起了李绍泉。
李绍泉正好相反，他是一个目的主义者，只为结果负责，这两种追求看上去水火不容，但他们却有相似的一点，那就是，不管站在哪个门派下，他们都不失为一个实在人。
有许多对峙，原本可以不那么剑拔弩张的，只是因为没有耐心听对方讲话，不能相信对方的诚意，怀疑那些俨然的大道理背后，藏着不可告人的想法，每一个字句的意义，都是垃圾。
张霈伦和李绍泉交往，他们都对对方够实在，张霈伦曾在信中对李绍泉说，“做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他下定决心“清到底”是其一，另外，他不把这种“清”，拔高为自己的道德修养，而是实话实说，就是个“门面”，这种诚实，也是为老江湖李绍泉所欣赏的原因。
李绍泉更是实在得出了名，朝廷派他办洋务，曾伯函问及思路，他得意洋洋地回答，无他，“打痞腔耳。”曾伯函是个正经人，完全无法理解“打痞腔”三字的精髓，当下大不以为然，其实，他完全可以换成另一套语码。
李绍泉长期以来，坚持这么放肆地胡说八道，应该是因为，他享受到了那种说真话的快*感，是的，说真话真的是有快*感的，就像拿一把锋利的小刀，刷地割开臃肿的包装，把真相刷地抽出来。但是在一个谎话套话丛生的世界里，这个爱好显然是很不妥当的，时人说他“甘为小人”。不过比起“伪君子”翁叔平来，李绍泉无疑要好得多。
同是实在人，张霈伦的真实是严肃的，李绍泉的真实是不那么严肃的，张霈伦的真实是一板一眼的，李绍泉的真实是信马由缰的，张霈伦的真实，是一个缜密思索的结果，李绍泉的真实，更多地来自现实操作中的灵感，他们俩的真实是如此不同，但是，没关系，是真的就好。
他们俩分别是过程主义者和目的主义者，张霈伦的锐利、孤介、耿直尤其是纯粹，那样一种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品性，对于混沌圆通善于周旋妥协的李绍泉，未必没有一种吸引力——李绍泉也不是天生就是一个“浊流”，也曾有过翰林高第的风光和文臣治世的理想，一步步走到今天，当然因为他变得更成熟更理性更务实罢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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