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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人，三人同意投奔桂王，两人同意投奔李信，按现代社会的做法，三比二，表决通过，大家一起投桂王，可惜这是明末，实力为尊。
黄得功的军纪最严明，实力也最强。
因此在实际上，白广恩加黄得功足以抵得上刘泽清、刘良佐与高杰三人，甚至还要强一些，毕竟白广恩曾于清军第六次入寇时在长城与清军作过战，虽然败了，但是也斩杀了数百名清军，仅凭此战绩，就足以傲视刘良佐等人。
刘良佐只与张献忠作过战。
高杰在贺人龙手下时，随着大明日显，贺人龙渐渐有了存有保存实力的想法，很少打硬仗，第一次潼关之战中，正是因贺人龙封堵李自成不利，才让李自成带着老八队的精锐循入了商洛山中，后来李自成复出，重新壮大，贺人龙随傅宗龙与李自成决点，又是贺人龙不战而逃，致使傅宗龙被杀。
到第二次潼关之战，高杰已取代贺人龙为总兵，却依仍弃李仙风而逃，致使潼关失守，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高杰从来就没打过硬仗。
刘泽清更是不堪，他是靠贿赂周延儒上位的，高杰还歹还和李自成周旋过一阵，而刘泽清连小规模的战斗都没打过。
目前黄得功部有一万三千人，白广恩部有将近八千，高杰、刘良佐与刘泽清的兵力超过四万。
五人都默不作声，渐渐地，殿内的气氛微妙起来，并互相间升起了一股提防之意，五人所带的护卫，也不自禁的握上了刀柄。
“罢了，罢了！”
黄得功突然挥挥手道：“既然人各有志，那么各奔东西便是，今日，咱们还是大明朝的臣子，他日相遇，战场上再一决高下！”
“好！”
刘泽清大叫了声好：“还是虎山（黄得功表字）兄痛快，我等五人，共聚一城，说来也是缘份，今日意见相左，实不宜妄动干弋，那就分道扬镳罢！”
那紧绷的气氛刹那间放松下来，毕竟谁都不想莫名其妙的混战一场，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高杰也道：“那我等早做准备，三日之内，便南下去广州！”
“告辞！”
刘良佐直接走身，拱了拱手，便大步离去。
高杰与刘刘泽清也随即离开。
三日后，刘泽清、刘良佐与高杰各自领军，率部南下，将由湖南入广东，投奔桂王。
黄得功与白广恩却是把部队留下了合把，只带上几十名随从奔赴杭州。
……
随着桂王小朝庭不战而降，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太平府（今安徽马鞍山、芜湖一带）望风而降，李信派出人员和兵马接收，他自成则亲率三万军奔赴杭州。
当赶到杭州的时候，杭州几乎被搜括一空，街头到处都是流浪的人群，衣不遮体，食不裹腹，很多原先的富户，抱着头蹲在街边痛哭。
明代严禁私人拥有武装力量，因此当官军扫荡之时，别说普通老百姓，就是大地主大商家，都毫无还手之力，这放在宋代以前是没法想象的。
其实历朝历代，论起兵祸之盛，无出于明末，别的朝代尚有地主坞堡等私人武装保卫财产和平民，但明代的皇权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顶峰，不允许任何的私人武装，在有组织的军队面前，普通人就是一只只待宰的羔羊。
很多人说明朝皇权不下乡，这是不对的。
明朝县官虽然不下乡，但衙役能下乡，地方上的地主见衙役如见老虎，官府通过包税制控制地方乡绅，乡绅再管理着佃农，层级分明，是典型的大政府，小社会。
但明朝的问题在于，国家财源单一，完全是靠吸农民的血生存，既大包大揽，又没有足够的财力提供必要的福利，导致了有明一代，农民与城市底层贫困户的生存异常艰辛，地方乡绅则时常受到衙役的盘剥，或者与之勾引，更加残酷的盘剥农民。
李信为什么一定要摧毁掉地主农庄？
首先要肯定，地主不全是坏的，也有行善积德的地主，李信打击地主，肯定会误伤无辜，但是地主有原罪，他们占据过多的土地与人口，生产效率却极其低下，严重拖了生产力进步的后腿。
历史上英法等发达西方国家，无论是谁发展工商业，都会从整体上消灭地主阶级，地主是靠收租过日子，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不适应工业化联合大生产的需要。
因此世界各国在历史的不同时期，相继消灭了靠地租过日子的地主，过程残暴血腥，即便是以赎买政策着称的日本，手段也让人不忍直视。
日本在战后土改的赎买价，是依照一九四零年的地价制订，可是日本战败后物价飞涨，四七年，每亩土地的赎买价只相当于一斤大米，这就是赤果果的掠夺了。
李信从一开始就策划打击地主，为受剥削、受压迫的佃农主持公道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根本原因还是要消灭地租食利阶层，尽可能的动员出人口参与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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