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臾之间，吕释之已明白了皇后的意思，他一拍大腿，喜道，
“以察举之法，与王国争才。
再以徙富民之法，与王国争财。
你这正是拔本塞源的法子，长此以往，才与财皆无，诸侯王唯坐以待毙也！”
吕雉也笑着颔首，又道，
“不过，万不能操之过急，尤其是徙豪一项，否则会适得其反。
咱们看过的前车之鉴，还不够多吗？”
迁徙贵族富豪的措施，是秦人的惯用操作，他们在吞并六国、逐渐东进的过程中，常常对新征服的地区“出其人”。
所谓出其人，便是将不愿归附的新地民众们，连根拔起，断其根、绝其源，全部打散拆分后，迁徙到更便于管理控制的地区。
对新占地区“出其人”之后产生的人口空缺，秦国往往以本国居民，或者招募民众及有罪之人，进行充斥。
这是一项十分符合秦之虎狼风格的移民方式，但狂风骤雨般的大肆推进，注定会引起新占领区居民与秦人之间的极端仇恨。
“是啊，秦之策，不能说不对，只是推得过急，最终反受其害。
远有秦拔上党郡的先例，近有……始皇帝徙豪于咸阳的教训。”
吕释之深深点头，十分认同吕雉口中“操之过急”的评价。
即使是一条利国利民的策略，推行之时，亦要有轻重缓急之分，不可一蹴而就。
秦在上党郡的失策，是六十年前的旧事了，而始皇帝徙豪富于咸阳的惨痛教训，距今只过去了二十年，尸骨未寒，清晰可见，仍令人唏嘘。
***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秦远交近攻，发兵东进，攻打韩国。
秦军势不可挡，很快便连下十城，并攻下了野王邑，阻断了太行道，将韩国的军事重地上党郡，切成了一块与国都隔绝的孤地。
上党郡，位于韩赵魏三国之间，是太行山脉的门户，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秦若要东进，必取上党。
韩国自知不敌，欲以上党郡十七城献秦，企图饮鸩止渴，换取一时苟安。
而上党郡守冯亭与全郡民众皆不愿降，举郡商议之后，决定转投相邻的赵国。
这是一招引祸入赵的毒计。
冯亭深知，秦对上党的志在必得。
上党若投了赵，秦军即刻会转而攻赵，而赵国再无法置身事外，将不得不与韩国联合，共同抗秦。
果然，如他所料，一代开拓之主秦昭襄王的眼中，只看得到上党，至于它的归属如何，他并不在乎——
上党属韩，就去打韩国；上党归赵，便从赵国手里把它抢过来。
于是，他派左庶长王龁（hé），不惜代价地攻下了上党。
上党的居民，不愿顺从秦国残酷的徙民政策，几乎全员逃进了赵国，聚集在了一个叫做长平的重镇，继续与秦军对峙。
而接下来的长平之战，成为了赵人心中无法磨灭的痛。
秦军大胜，长平镇内的赵国降兵及上党郡逃来的民众，共计四十余万人，被秦将白起一声令下，悉数坑杀。
上党的血腥杀戮震惊了东方六国，也为秦国征服东方埋下了无数仇恨的种子。
然而，这次杀降，固然是白起的报复，也暗含着各种无奈：
上党居民绝不甘心被秦统治者连根拔起，迁往它处，众人的反抗之心，深入骨血。
战时危急，除了把这批后顾之忧尽数杀掉，在秦昭襄王与白起看来，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予以慢慢收服。
而二十年前，来自关中的另一雄主秦始皇，同样在统一六国之后，践行了秦“出其人”的传统。
始皇帝的初衷，非常合理，把原东方六国的富豪、大族、旧勋贵，共计十二万户，尽数迁来首都咸阳。
此举一石二鸟，可达到两个目的——
一来是利于就近监督、控制，这些大族们脱离了故国的土壤与资源，就如无根之木，再掀不起什么巨浪来；
二来，也是为了利用豪富们随身携带的财富，充实咸阳。
可惜，正如吕雉所说的，野草尚有根，黔首亦是人，始皇帝实在操之过急了。
在大迁徙过程中，政府控制不严，纰漏百出，加之简单粗暴，不得民心，许多旧贵族借机趁乱逃亡，如旧齐国的田假、旧魏国的公子咎、旧楚国的项梁和项羽，以及旧韩国的张良。
“要不是始皇帝急着徙天下豪富，张良、项梁他们大概也不会亡命各地，成为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啊！”
吕释之想到此处，感慨道。
***
“是啊。”吕雉也叹口气，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正因殷鉴在前，我所设想的徙富民，要让诸国豪富们徙得心甘情愿。”
“若要他们心甘情愿，那朝廷恐怕必须得让一些利了。”
“二哥此言极是。
我想着，这次上计普查之后，各诸侯国内，凡资财三百万以上的富户，都动员他们于几年之内，迁到新都长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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