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桓谭认为，千年前诗经里的这句话，说明早有智者指出月食乃寻常之事。而进入汉朝后，疆土辽阔，天下太平，对日月星辰的观测也更加细致。
他记得，司马迁在《天官书》里就总结了历代月食的规律，一针见血地指出：月食，常也；日食，为不臧也。言下之意，月食既然有规律可寻，那当是一种“有常”的现象，不能被看成是恶兆。
可司马迁毕竟是学黄老出身的，这在汉武朝后被视为“三观不正”，他的微弱声音淹没在诸儒喋喋不休的谶纬预言中。
自董仲舒等汉儒以阴阳五行入经，定天人感应，玄学愈演愈烈，也就没人把司马迁苦心造诣的结论当回事。每逢月食，公羊家、欧阳尚书、易、齐诗，各派便纷纷提出观点，与朝政德行强行牵扯，借机打击政敌，甚至能逼迫皇帝废后下罪己诏……
桓谭作为一个天文爱好者，一位坚定的“浑天说”支持者，老早就怀疑过月食，只可惜那时还没千里镜，观测不便，前朝文献又被学阀刘歆收走，讳莫如深，桓谭和扬雄都无法得知历代确切的记载。
他们也曾去问过刘歆，但刘歆却言之凿凿地说：“司马迁之言，乃是误谬，月食无常。”
刘歆虽然卷入政治，但学术水平没人敢质疑，桓谭也就信了。
直到新莽倒台，前朝文献落入第五伦之手，甚至在“保护”刘歆家时，还搜出了老家伙编撰的《三统历》遗稿逸文，其中很多是未公之于众的，桓谭回到北方，奉命整理刘歆遗作，这才读到了一段让他七窍生烟的话！
“推月食，置会余岁积月，以二十三乘之，盈百三十五，除之。不盈者，加二十三得一月，盈百三十五，数所得，起其正，算外，则食月也……”
桓谭大为震惊：“原来刘歆早在编撰《三统历》时，便已根据历代记载，推算过月食周期了！”
这不是经验性的总结与目测，而是一整套缜密的算法，推断出每135个平朔月，便有23次月食季候，平均下来，一年两次有余。
然而刘歆明明已离揭开事实只差一小步，却停下了，甚至掩藏成果，新朝时每逢月食，他也没少掺和，以阴阳学说抨击政敌不亦乐乎。
桓谭恼火之后，很快就明白了刘歆的用心：“王莽当初重返朝堂，其中一环，便是借汉哀帝时一次月食，令王氏与刘歆趁机进言，攻击外戚傅后、丁后一派。”
尽管时隔多年，但只要王莽在位，刘歆一旦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让老王莽的脸往哪搁？加上刘歆也笃信阴阳，不愿承认月食和日升日落一样，是寻常事，于是就只能自欺欺人：
“天人感应不会有问题，一定是我的计算出了错误！”
这老家伙遂假装一切如故，让这计算沉于简牍之中，直到被桓谭翻了出来。
而当第五伦得知此事后，也颇为感慨，暗想：“果然，当学术牵扯到政治，就别想自由正确了。”
话虽如此，第五伦欲破除日月食乃至于地震、洪水、旱灾这些“灾异”身上的迷雾，其实也是出于政治目的。
他喜欢一切都在掌控之内，但按照天人感应那一套，却总是带来意外。国家这么大，怎么可能处处风调雨顺，但凡疆域内出了一点灾害，都是政治失德造成的，哪还怎么做事？尽管第五伦已狠狠打压，但笃信这些的士人，仍会暗暗形成舆情，对着不满之处指手画脚。若是大一统，也随他们闹去，可如今吴、蜀尚在，被对方借题发挥引发动荡，煽动民情就不妙了。
所以要选择最容易推演的月食周期入手，进一步打击谶纬神学，让隔壁刘秀、公孙述每逢灾异跳大神的举措，看起来像个笑话。
两年前的武德七年三月，长安同一天遭遇日食、月食，就闹得人心惶惶，官府辟谣也没起到大用，必须要提前预测才行——刘歆《三统历》中的月食周期确实有错误，没法完全精确，桓谭必须重新推算才行。
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第五伦遂对桓谭的观测竭力支持，令工坊烧制更加透明的玻璃，改进千里镜，让它的倍数一点点增加……
桓谭一点点接近了他想要的“真相”，为了向太学士人们证明月亮的阴晴圆缺并非是体积盈缩，桓谭进行过一次观测。
那天晚上，夜色清朗，繁星闪烁，一弯新月浮游夜空。桓谭带着太学百名士人，站在未央宫的观星台上，观测西方白虎第5宿，一颗明亮的星星“毕月乌”，看它怎样被逐渐移近的娥眉月所掩没。
当“毕月乌”和月亮相接而还有一些缝隙的时候，“毕月乌”很快就隐没起来了，这一幕被十多架千里镜同时观测，更有画师在旁记录。而桓谭精确测定了“毕宿五”隐没的时间，计算出确凿不移的数据，证明那一些缝隙都是月亮亏食的部分，“毕月乌”是被月亮本身的阴影所掩没的。
月亮的阴晴圆缺，与其大小体积无关，既然如此，那月食，也应该是类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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