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营炮的动静着实吓人。
但更吓人的是龙在田的一千滇兵，居然没被惊营炮吓到。
天启崇祯年间的西南可不是什么太平地方，改土归流的后遗症让云贵之间大小战役惨烈程度不亚陕北。
龙在田十五年前，不过一介里长，得以跻身高位单领万军支援陕西，靠的就是这些年打遍俩云贵各路造反土司。
云南地处偏远，土汉军兵在漫长的战争中，很难得到最新式的火器装备，正因如此，龙在田的滇兵对老祖宗级的明军火器，更加熟悉。
换句话说，张献忠用惊营炮，是捡了点一个世纪以前的老古董，在战场上闹高兴。
而滇兵被惊营炮打，只是他们遭遇战斗时敌人的常用手段而已。
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啦。
甚至于大家的斗志还更加旺盛了：北边明军的神器也不甚新奇，惊营炮照样儿打六十炮响三十声！
开花弹确实炸得凶，但就像新兵怕炮、老兵怕枪一样，人们对熟悉的武器，往往有不一样的观点。
发射开花弹的火炮，普遍倍径短，这是因为开花弹的炮弹大，想打远就得装药多，但生铁制成的开花弹，本身能承受的膛压就比较小。
就比如身管只有三倍口径的碗口炮，在使用开花弹远距离射击时，根本无法精确射击。
如果说狮子炮能够在百步距离平射中，对单兵进行瞄准——当然不一定能打准，至少可以去观瞄，而且有概率能打准。
那么碗口炮装填了开花弹，百步距离能瞄准的，就只能是百人大队了，就这也不一定能打准。
同时开花弹为避免意外，装填也需要灌入湿土、蜡封，比实心弹费劲得多，因此常用这种火器的军队都明白，这东西后继无力，震慑力并没有那么强。
滇兵在面临开花弹轰炸时，下级军官表现出极高的勇气与胆量。
头裹黑巾、白巾的滇兵各个坚守阵线，尤其是其部火枪较少，有持火枪的军兵被炮炸倒，身边士兵不但不惧，还飞扑上去将枪弹夺来，成为新的火枪手。
如果除去军阵中这几十杆火枪，龙在田的土司兵，其实在外形上很像一块活化石。
他们穿着赤漆牛皮甲，腰间挎着环首刀，托举三人高的沉重长矛，携带弩箭，就算说他们是无当飞军都有人信。
实际上，他们也确实像无当飞军一样勇猛善战。
当轰踏的马蹄声在两个营的阵线前响起，浩浩荡荡的临洮旅旗军以一个个大横队逼近，几个百户出身的军官已在队列之侧拔刀而出，高呼着向前涌进。
上至张献忠，下至小旗官，全军上下一致认为，这场战斗不需要花费什么力气，一次突击就能把这几百明军打得倒冲本阵。
因为他们都有典型的汉人思维。
汉人精明，哪怕束手无策的冲冠一怒，死到临头都要拿命算一笔是赚是亏的账。
所以汉兵需要做题，简单的计算题，一边是自身性命，一边是战死的意义，只有答案是死在这值，才能一往无前。
在张献忠及临洮旅旗军眼中，明军死在这场夜袭中明显不值，这里不算什么必争之地，就算拼了命来挡，一来挡不住，二来挡住了又能如何呢？
既然答案是不值，溃不成军才对。
但不同的生活环境、文化习俗、信仰观念，决定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死观。
就比如巴桑麾下番兵就不问值不值，念上几句佛号，就迎着大将军炮稳步前进：这辈子很辛苦，佛爷先行一步，投胎去啦。
龙在田的滇兵，也很憨。
他们的风俗习惯，是嘲笑胆小鬼。
迎着敌军枪炮，躲闪就算丢人，是耻辱。
在此基础之上，龙在田麾下各营又都是以土目充军官、土民为军兵，军法极为严厉残忍，同时还是以宗族、血缘、乡邻、主仆关系为纽带的封建军队。
这就导致战阵上一个懦弱行为，人被军法直接处死事小，整个老家都知道是个胆小鬼，社死事大。
就这会儿，张献忠前脚下令军队前军，阵前师襄按着杨国栋部骑兵，指派参将张云起、李祖德率六千军队分兵齐进，就看见惊人一幕。
火把之下，那些身披黑氅、头裹黑巾的土兵头目各个前出，面对汹涌而上的临洮兵，不禁不退不避，居然还各个吹着喇叭走上阵前。
兵头儿们都披着黑色大氅、穿漆绘牛皮甲，边吹喇叭边旋转起来，整个人就像一个个黑色陀螺在阵前旋转跳跃，一时间阵前喇叭声此起彼伏，转了几圈，人人拔出环首刀，竟纷纷迎临洮旅的攻势直前而上。
在他们身后两营数百滇兵也同样如此，齐弩射、列矛林、拔环刀，结成小阵迎着发起了反冲锋。
师襄哪儿见过这奇景儿，骑在马上不怒反笑，抬手指向传令兵道：“去，告诉张参将，自右翼越过这帮人，让李祖德对付他们；杨参将也去，左翼，打他后的兵！”
“不能倒卷珠帘，那就硬碰硬各个击破，我就不信了……打不过北边贼子就算了，还能打不过些个南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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